林行止 是非成敗轉頭空

2014-5-29

 三、蔣介石為「抗日」所作的犧牲，當以黃河花園口決堤為典型，此一造成近百萬人死亡（國民政府說八十萬，美國名記者白修德〔T. White〕說約五十萬，惟不少史家指出這些數據「大大低估」）的「人禍」，淹沒二千多條村莊、一千二百九十五平方公裡土地，為此逃難者約千萬……。本書處處流露出作者對蔣介石的同情，但談及「花園口決堤」，他對蔣氏作出此導致大量傷亡的決定，不假辭色，說此舉是他對中國人民犯下最粗暴的罪行，「任何有人性的領袖都不會這樣做！」（a leader more humane than Chiang might never have considered!）。可見決堤造成的後果多麼嚴重。

米特書中唯一「國史」也許沒有記載的事實是，實際上負責此任務的熊先煜將軍為「鼓勵士氣」，利誘徒手（沒有炸藥）「決堤」的軍士及民工（臨時拉夫），若他們能於六月八日（一九三八年）達標，每人可獲二千圓（法幣），如九日上午才「完工」，亦可獲一千圓賞金—真是金錢萬能，花園口於八日凌晨決堤。曾指揮炸毀黃河大鐵橋的熊先煜的日記說「我很痛心，洪水傾瀉而出，猶如萬馬奔騰……」目睹此種「人禍」，熊先煜的日記有這段記事：「我們以此來阻止敵軍，所以我們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犧牲，因為此舉是為了偉大的勝利……」當洪水淹至時，熊和他的上司魏汝霖將軍等乘木船逃離災區，但「正面遭遇洪峰的成千上萬農民們便沒這麼幸運了！」

可惜，決堤「泄洪」不僅無法阻遏日軍前進，日軍還於此期間狂炸廣州。決堤造成重大傷亡並使數萬頃良田成為澤國，我國損失慘重卻無法阻遏日軍南進，為免受世人責難，國民黨宣傳機器遂把之歸咎為日本空軍濫炸所致，此說當時的普羅百姓深信不疑……無獨有偶，令米特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引爆炸藥炸南滿鐵路，雖只造成輕微破壞，卻引發「九一八事變」—日方諉過這是中國所為，此事因此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理直氣壯侵佔滿洲的借口！

四、獨力抗日四年令國民黨元氣大傷，其後四年，「同盟國」美歐在歐亞開辟戰場，不暇自顧，雖名義上有「盟軍」參與抗日，但中國戰區的戰事主要由國民政府負責﹔國民黨軍隊無法擊退日軍，惟中國戰區起了拖住日本的作用，令日軍疲於奔命，意味蔣介石領導的政府在打贏這場大戰上，對世界和平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

去年底米特接受印度新德裡《商業旗幟報》（Business Standard）訪問，談及這個問題，他說，如果當年蔣介石投降日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果肯定改觀。他分析，沒有中國戰場「拖後腿」，令日軍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淖，必會全力攻擊蘇聯，這是何以史大林對蔣介石抗日讚賞有嘉的原因﹔而英國人亦應感謝蔣介石的百折不撓死纏爛打、與日軍周旋到底，若非如此，緬甸和印度可能一早淪入日本人之手。米特沒有說出的是，日軍若能成功從中國戰場抽身，美軍在太平洋的戰事必倍加艱苦！

米特治史的功力，還可見於他對三位與抗日和國家命運有重大關係人物脈胳分明簡潔客觀的描述，這三人是蔣介石、毛澤東和汪精衛。米特指出，他們對中國的前途各有一套看法，大家都愛國，只是想法做法各有不同。戰爭初期，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無疑是各界尊重、推崇的人物，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之際，幾乎所有人，包括共產黨人，都認為他是唯一能代表中國與日本對著干的領袖﹔蔣介石曾夢想戰爭能像一把烈火令中國鳳凰涅盤—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繁榮富強的國家，並在戰後亞洲以至整個世界秩序中充當領導角色。可惜，他的「中國夢」最終成為他和國民黨的噩夢！

蔣介石的主要對手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他在抗日戰爭中成為一代領袖。戰爭爆發之際，共產黨尚未壯大，作為共產黨領導人之一，毛澤東把中共的兵力轉移到偏遠的中國西北農村，休養生息，待機而動﹔到了抗戰結束，他已經成為中國相當部分地區（有近一億人口）的實際領袖，且手下有「百萬雄師」！

這場戰爭毀掉汪精衛，這個人常常游離在中國歷史學家們的研究之外。汪精衛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一大悲劇人物，較之蔣介石和毛澤東，青年時期汪精衛的革命經歷似乎更為突出，其地位僅次於「國父」孫中山﹔但在抗日戰爭期間，汪精衛投靠了敵國日本，直到今日仍被視為漢奸，遭國人唾罵。

蔣介石、毛澤東和汪精衛這三個人，分別在這一場戰爭中實踐了各自對自由和國家現代化的設想。戰爭迫使他們各走各路，其所暴露的根本分歧最終奠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五、蔣介石絕不如過往內地宣傳機器對他極盡中傷誣蔑那樣不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中國尚未成立，中共便公布國民黨四十三名戰犯，蔣介石名列榜首，成為新中國官民肆意口誅筆伐的對象，是理所當然的﹔不過，事實上，從米特所引史料，蔣介石有主張有識見有強烈的愛國情操和民族主義精神，對美國人更絕非卑躬屈膝、言聽計從，那從他拒絕讓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奉美國總統羅斯福之命來華任中國戰區盟軍總司令的約瑟夫．史迪威（J. Stilwell）獨攬軍權可見……﹔史迪威終於成為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從一開始，蔣與史迪威便無法融洽相處，此君有「乖張約（約瑟夫的昵稱）Vinegar Joe」的綽號，其為人之浮誇善變臭脾氣且裝模作樣擺架子，不難想象（從本書插圖所見，他是荷裡活電影中性格暴戾歹徒的原型），蔣介石無法與他攜手合作，有礙戰事推展，遂通過妻舅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華盛頓活動，要羅斯福把他調走﹔在宋多方「游說」下，終於打動了羅斯福，打算調他回國。可是，蔣夫人宋美齡、其姊宋靄齡及她的丈夫孔祥熙極力反對，以他們擔心此舉會助長宋子文一系的勢力……。最後「乖張約」得以留任。這段「內幕」，未知是否舊聞，惟在筆者讀來，顯見「生殖器關係集團當權必誤國」之說完全正確！

《被遺忘的盟友》的作者，的確從近十年來解禁的檔案爬梳出不少似乎前所未見的信息，比如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和毛澤東已簽署共同抗日協議，但協議未及公開，不知有此事的少帥張學良便發動「捉蔣」的「西安事變」，令國情急轉直下且一發不可收拾﹔又如對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飢荒有前所未見的描述，對已加入「汪精衛偽政府」的周佛海和重慶之間的暗通款曲，都有令人（起碼是筆者）耳目一新的敘事。

六、為長期被中共貶得半文不值的「蔣光頭」平反的書，何以內地要翻譯出版？米特對出中文版有點意想不到，十分興奮，對內地的動機亦有他獨到的看法。他對《商業旗幟報》說，當年「蔣匪」在台灣「伺機反攻大陸」，內地對他的誣蔑（米特沒提及也許他根本不知道的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報刊發表了大量虛構丑化蔣介石〔及其「小朝廷」〕的小說，對蔣介石及他左右手的人格傷害更大），十分正常﹔如今他和他的死敵毛澤東分別去見馬克思和孫中山，當今北京當權者的「心願」是爭取台灣回歸（習近平主席若能於他在位的十年內〔一般相信他必會連任一屆〕統一台灣，便會青史留大名，對共和國的功勛比除毛澤東以外的前任都大！），因此，對蔣介石不再那麼無情。換句話說，翻譯正面高度評價蔣介石抗日功業的書，可視為統戰台灣那批根在內地的國民黨「黨國元老」的一著棋子……。筆者認為這樣做可以理解﹔不過，也許當局沒有想到的是，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清廉有道治「國」無方，民望已跌至單位數，在台灣已成過街老鼠，下屆政府「換黨」，機率甚高。未來的發展若果近此，恢復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名譽的政治效應，便要在多年後才可能收效！

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米特雖然熟知且讀通中國近代史（他在劍橋讀歷史學中文），本書仍有一些錯漏，比如他把衛立煌譯為Huang Weili（英書頁三一七、美書三二○﹔應為Wei Lihuang或Lihuang Wei），是為一例﹔當然，這類小瑕疵對本書的深度與客觀，絕無影響。這本為蔣介石「平反」的書的中譯快在內地出版（台灣宜快速出繁體字版），要認識八年抗戰（包括四年二戰）我國如何在蔣介石領導下迎難而上、不怕犧牲抗日且為此付出重大代價的讀者，不容錯過。

蔣介石—被漠視的二戰功臣．二之二

林行止 七七事變二戰之始 獨力抗日功在世界

2014年5月22日 

一、根據解禁的政府機密檔案撰寫、為確證史實或為歷史翻案的著作，年有數本，與我國抗日戰爭有關的，近年亦有不少；筆者曾在這裏提及崛田教授的《一九四一年》（見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及今年一月二日本欄；要了解日本人何以在處處受掣肘下仍偷襲珍珠港的人，應讀此書）便為一例；拉納．米特教授的《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二次大戰中的中國》（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II-1937-1945）；英國版稱《中日戰爭—為生存而戰》（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對我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定位」，寫來客觀全面。上引二個書名都不錯，惟筆者以為英國版的較具現實意義。這本書是本報前總編輯沈鑒治兄越洋推薦的—筆者對此類題材甚為陌生，沒甚興趣；然而，識貨者介紹，便不想錯過。

由於對抗戰史實未作過系統閱讀（遑論研究），米特所寫，對筆者來說便有新鮮感。米特認為，二次世界大戰不是始於納粹德國一九三九年九月入侵波蘭，而是肇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Lugouqiao Incident）；他引經據典，旁及民間紀聞，令他的「敍事」既有可讀性且具說服力，相信不久後定一九三九（甚且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為二戰年期的文獻，包括歷史辭典和普通字典，都要據此作出修正！

必須岔開一提的是，「西人」譯盧溝橋為Marco Polo Bridge，據說十三世紀馬哥孛羅曾「到此一遊」（傳他在我國的時間為一二七五至一二九二年），因而得名；其實這是外國人無中生有臆測之作（此名之得，皆因馬哥孛羅繪聲繪影形容此橋而來）。數年前筆者據大英博物館一位遠東部學者的著作寫了長文，證實馬哥孛羅憑耳食之言寫「遊記」，他本人未履中土，只是聽了做「中國貿易」的中東阿拉伯商旅加鹽加醋的「見聞」而在獄中無所事事時想入非非「吹水」之作……以馬哥孛羅這名擅長「大話西遊」者之名，用在我國近代史上有重大象徵意義的盧溝橋，肯定並不妥當。

現在在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執教的米特，是「繼費正清、史景遷之後的西方新生代中國通」，看其著作書目，此說應近事實；他這本新著，充分顯露出他對我國尤其是蔣介石的同情！迄今為止，西方世界對我國在八年抗戰（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中付出的慘重沉痛代價，並無深刻認識，史家縱有提及，大都輕輕帶過。事實上，期間我國死於戰火或因此而罹難同胞最少一千四百餘萬（英美死於二戰人數各約四十萬），毀家逃難者則在八千萬左右；西方人民從沒想及而國人亦少見提及的，還有我國大部分鐵道、公路（sealed highway，瀝青水泥路）以至工廠，均毀於戰火，這些當時是「現代化徵象」的硬件，為民國肇始後即二十世紀初期當局發奮圖強、西學為用，投入舉國財力人力的成果；更具體的情況是環珠江三角洲約三成、上海地區百分之五十二左右及首都南京八成強的基本建設，俱成灰燼！這場在中國本土進行的戰爭，最後雖然把英國和日本二個帝國在內地的勢力掃走，卻引來美國和蘇聯的盤據。非常明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韓戰令中美反目成仇，與蘇聯則因政治路線互異而於一九六一年成陌路……

二、世人印象模糊或故意失憶的是，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學人迄今還認為此事件是二戰之始，十二日《信報》網站名家魯賓尼的大作便如是說）這漫漫四年間，最令人震驚的是首都南京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淪陷，不少人包括「黨國大員」對我國的前途極度悲觀，如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將來不再有歷史了」；周氏時任蔣介石總統侍從室副主任兼國民黨中宣部部長（一九四○年任汪精衞「偽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在大多數人以為「中國完蛋了」的絕望氣氛下，蔣介石無比堅毅地決定遷都重慶……在此陪都，蔣介石不僅要與羽翼漸豐的中共「周旋」，還要應付擁有當年現代化大殺傷力武器和暴戾無人性的日本侵略者。蔣氏領導的政府終於把日本打敗，他贏了這場戰爭，卻把家園（Country）拱手讓給中共；他領導的國民政府，文官貪腐顢頇，軍閥各自為「保存實力」，不肯聽他的指揮全力投入內戰，結果他不得不敗走台灣！

中國孤立無援地與當時經濟現代化軍事機械化的強國日本（時有武備精良的軍隊八十餘萬）在本土作戰，當年美國及歐洲國家並沒給予幫助（尤其是美國，惟說「口惠而實少至」較正確），但國民政府並不氣餒……艱苦抗日令國人奮發圖強，意識到建立現代化國家更具迫切性！不容忽視的是，抗戰令全球華僑同仇敵愾，以不同形式共同參與抗日，顯示了面對國家存亡華人團結一致的愛國本性。

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大將（戰後被裁定為乙級戰犯，處絞刑，靈位在靖國神社供奉）「允許」下屬屠殺、強姦、搜刮南京人民時，「列強」何曾「仗義執言」?!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詳細客觀記載，見Iris Chang（張純如，華裔美國人，一九六一至二○○四年）的暢銷書《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殺》），然而，此事至今似尚無定論，據五月十二日《主場新聞》報道，《紐約時報》前東京分社社長、英國新聞工作者史篤斯（H.S. Stokes）在《英國記者看同盟國戰勝史觀的虛妄》（似未見英文本，日文本在日本暢銷）一書中，指出「南京大屠殺」不若國、共政府所說的嚴重，日軍有濫殺之實，卻未足以以「大屠殺」去形容！他認為此說是國民政府的宣傳策略。

蔣介石在重重內憂（國、共曾「合作抗日」但結果中共「休養生息」使計讓蔣介石獨力抗日）及國民黨裙帶傾軋、政治派系鬥爭日劇的環境下，孤軍艱苦抗日四年，勇氣毅力以至愛國情懷，令人敬佩，可惜世無公論。軍備遠勝中國的法國，「抗德」四十二天（！）便扯白旗投降，說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英勇抗敵」（heroic resistance），絕非過譽其詞。米特為中國軍人力抗強敵戰績彪炳而寂寂無聞抱不平，他指出，二戰時太平洋硫磺島慘烈爭奪戰，西方學者記者大書特書甚且拍成激盪人心彰顯美軍驍勇善戰頑強不屈的電影；但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間國軍大敗日軍於台兒莊的事迹，國際間無人聞問……

為此，米特闢專章詳細剖析這場大挫日軍霸氣的戰役。本書第八章「台兒莊戰役」（The Battle of Taierzhuang）對這場抗戰以來第一場大勝仗國軍的英勇抗敵，說之甚詳，值得引述：「一九三八年三月，日軍在徐州前線已經勝利在望。由板垣征四郎、西尾壽造和磯谷廉介等人率領的華北方面軍，打算和由畑俊六率領的中原遠征軍會合，在中原地區展開聯合行動。李宗仁、白崇禧和湯恩伯等高級將領，決定在歷史悠久的『石頭城』台兒莊對抗日軍。

「台兒莊是小地方，卻是戰略要地，不僅位於京杭運河沿岸，而且是津浦線和隴海線的交滙處，正好繞過徐州。三月二十四日蔣介石親臨徐州前線視察……四月一日，蔣介石在電報中下指示：『必須在台兒莊殲滅日軍！』

「台兒莊戰役非常慘烈，士兵近身肉搏、奮不顧身……戰鬥持續了一個星期。四月一日，池峰城將軍為攻下一座樓房，組織了一支敢死隊。這是一項類似自殺式的任務，被選中的五十七名敢死隊員中，只有十八人生還！一名士兵聲稱成功擊落一架日本轟炸機……

「四月二日和四月三日，池峰城召集城北的守軍去偵察戰況。由於日軍使用了催淚瓦斯，他們都被熏得涕淚橫流。日軍擁有絕對優勢的軍備，包括加農炮和重型大炮；但在台兒莊這個狹小的戰場上，這些重武器派不上用場，可說是無用武之地。……日軍兵力日漸衰弱，四月七日，日軍終於崩潰，開始四處逃竄，幾千人陣亡；之後中方聲稱殲滅日軍人數二萬……，這一役，姑勿論死了多少日軍，可以肯定的是中國贏得了決定性勝利！」

‧蔣介石—被漠視的二戰功臣．二之一

林行止談蔣介石 2015-9-2 歷史移花接木 國教霧裏看花

信報     2015年9月2日

一、沒有人不知道今年是抗日勝利七十周年，被人遺忘的是蔣介石逝世四十周年（台灣好像亦沒有什麼紀念活動）；四十年前，筆者兼任本報「主筆」（事實是 「一腳踢」），當然為文略說蔣公事功。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的「政經短評」，以〈蔣介石之死　香港人心　中國的態度〉為題，四十年後的今日重讀，開篇這一段值得特別引述︰「……這二十年來，亞洲的獨裁者如南韓李承晚、南越吳廷炎、泰國乃沙立、印尼蘇加諾等，不僅當權的日子不及蔣介石久長，並且都以悲劇收場，唯一可媲美蔣介石的是西班牙佛朗哥元帥，但他後繼乏人（且為「接班人」而弄得政壇一團糟），較諸蔣介石能利用退守台灣這段不短的日子，慢慢地、有計劃地把軍政大權移交其子手上，佛朗哥顯然又遜一籌……作為一個獨裁者，蔣介石是絕對成功的！」過了兩天的四月九日，「政經短評」談〈蔣介石的經濟思想〉，引蔣氏於抗日方殷的一九四三年，發表〈中國經濟學說〉︰「……國家的任務，一方面是養民，一方面是保民。就養民而論，國計就是民生；就保民而論，民生就是國計，簡單的說，就是國防，而其最精之一義，即在於民生與國防之為一體不可分……」這段現在讀起來雖不至詰屈聱牙卻非順暢的論說，其意是民生與國防不可分割，富國強兵為經濟的最終目的。筆者當時認為「這很合常理，並非高談闊論；台灣經濟方策正朝這條路走」。

無論在玩弄權術或治國方略上，蔣介石都有慧見。蔣氏敗走台灣仍能坐穩寶島且順利完成「父傳子」的權力交接（嚴家淦的「過渡模式」後為李光耀仿效），而在他治下的大陸，政治烏煙瘴氣、官場腐敗貪污、經濟上民不聊生。比較之下，蔣氏弄權之術遠勝於治國之道。

二、蔣介石獨裁統治大陸和台灣這麼多年，有功有過是必然的。他領導的抗日戰爭，不僅令中國不致淪陷成為戰敗國，而且因此扭轉了二戰的戰局，幫了同盟國一個大忙！去年五月下旬，筆者在這裏評介牛津學人，被譽為費正清、史景遷之後的西方新生代中國通拉納．米特的《蔣介石，被漠視的二戰功臣》（內地譯《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由於拙文集中寫蔣氏「置死生於度外」、不顧一切「抗戰到底」，內地紙媒網媒轉載時以〈如果蔣介石投降日本〉為題，非常貼切。應該一記的是，本書把二戰之年定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三七年七月七日為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與向來西方國家把二戰之始於定一九三九甚至一九四一年不同。

國共史家可說都帶上有色眼鏡紀錄敍述這段歷史，以近日內地有關抗日戰爭褒毛貶蔣的言文音影宣傳為例，其大話連篇，小學生皆見；而身歷三場戰爭（抗戰、國共內戰及金門炮戰）、出將入相的台灣政界重量級人物郝柏村的〈抗戰真相不容扭曲〉（文灼非，刊《信報月刊》總四三八期〔二○一三年九月號〕），所述 的真相，相當接近事實，但部分內容仍嫌偏頗。因此，談論這段歷史，還是以不涉利益衝突、沒有黨國包袱因而比較甚且可說絕對客觀的外國學者的記述，最值參考。

北京自我貼金，強調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大陸以外反駁嘲諷之聲四起（區家麟︰「中流砥柱」就是「堅決站穩不動……，躲在延安等運到。」九月一日《立場新聞》），雖然政協主席俞正聲會見赴京出席九三大閱兵的國民黨元老連戰時，說「國共二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正面戰爭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都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了重要貢獻。」中共居功厥偉，但不再是抗日主角，然而，這種描述與事實仍頗有距離，但連戰顯然十分「受教」，那可從他稍後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時，說「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毛澤東領導下敵後戰場，有力牽制、殲擊那日軍和偽軍」可見（連戰閱兵，肯定成為他兒子在台灣政壇的負資產）。大概見連前副總統馬屁拍得太響，習氏「打圓場」地指出︰「抗戰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民團結奮戰的結果！」中共不再獨攬抗日勝利之功。饒是如此，仍與史實有一大段距離。難怪台灣總統府發言人要馬上作出回應︰「抗戰不論是正面或敵後戰場，都是由國民黨政府領導！」

據米特引述大量史實的紀述：「蔣介石在重重內憂（國、共曾「合作抗日」但結果中共「休養生息」於後方，使計讓蔣介石獨力抗日）及國民黨裙帶傾軋、政治派系鬧爭日劇的環境下，孤軍艱苦抗日四年，勇氣毅力以至愛國情懷，令人佩服，可惜世無公論！米特指出，軍備遠勝中國的法國，「抗德」四十二天便扯白旗投降，說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英勇抗敵」（heroic resistance），絕非過譽……。米特認為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間國軍大敗日軍於台兒莊，是比被西方學者、記者刻意渲染以至荷里活拍成激發人心、彰顯美 軍驍勇善戰頑強不屈的太平洋硫磺島戰役，更值得大書特書。且看內地如何把這場令日軍心驚膽跳的戰役搬上銀幕。

米特治史的功力，還可見於他對三位與抗日和國家命運有重大關係人物作脈胳分明簡潔客觀的描述，這三人是蔣介石、毛澤東和汪精衞。米特指出，他們對中 國的前途各有一套看法，大家都愛國，只是想法做法各有不同罷了。戰爭初期，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無疑是各界尊重、推崇的人物，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之際，幾乎所有人，包括共產黨人，都認為他是唯一能代表中國與日本對着幹的領袖。蔣介石曾夢想戰爭能像一把烈火令中國鳳凰涅槃──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繁榮富強的國家，並在戰後亞洲以至整個世界秩序中充當領導角色。可惜，他的「中國夢」最終成為他和國民黨的噩夢。

蔣介石的主要對手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他在抗日戰爭中成為一代領袖。戰爭爆發之際，共產黨尚未壯大，作為共產黨領導人之一，深謀遠慮的毛 澤東把中共的兵力轉移到偏遠的西北農村，休養生息、積極練兵，待機而動；到了抗戰結束，毛氏已經成為中國相當部分地區（有近一億人口）的實際領袖，且手下有「百萬雄師」！這場戰爭毀掉汪精衞……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投靠了敵國日本，直到今日仍被視為漢奸，遭國人唾罵。

蔣介石、毛澤東和汪精衞這三個人，分別在這一場戰爭中實踐了各自對自由和國家現代化的設想。戰爭迫使他們各走各路，其所暴露的根本分歧最終奠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三、為長期被中共貶得半文不值的「蔣光頭」平反的書，何以內地要翻譯出版？米特對出中文版有點意想不到，十分興奮，對內地的動機亦有他獨到的看法。他對印度《商業旗幟報》說，當年「蔣匪」在台灣「伺機反攻大陸」，內地對他的誣衊（米特沒提及也許他根本不知道的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報刊發表了大量虛構醜化蔣介石〔及其「小朝廷」〕的小說，對蔣介石及他左右手的人格傷害極大），十分正常；如今他和他的死敵毛澤東分別去見馬克思和孫中山，當前北京當權者的「心願」是爭取台灣回歸（習近平主席若能於他在位的十年內〔一般相信他必會連任一屆〕統一台灣，便會青史留大名，對共和國的功勳比除毛澤東以外的前任都大！），因此，對蔣介石不再那麼無情。換句話說，翻譯正面高度評價蔣介石抗日功業的書，可視為統戰台灣那批根在「外省」的國民黨「黨國元老」的一着棋子……筆者認為這樣做可以理解，可惜，此事終於因為北京蹩不住氣爭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以至亂改史實（特別荒唐的是亂搞「開羅宣言」）貶低蔣介石的地位而起反效果。那從台灣對九三大閱兵的反感甚至抗拒上清楚展示。

因為北京紀念抗日勝利的「大動作」而回看米特那本書（台灣亦有譯本），結果當然以為北京這樣歪曲歷史——非常近的當代史——稍後在香港落實愛國教育 與中國歷史，肯定會引起重重抗爭比如燒書罷課的風波。給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一點正面評價及忠實敍事，對已全方位崛起的中國，有什麼害處呢?!